“阳康”后眼干？少刷手机多眨眼******

　　感染新冠病毒后眼睛变干了、或者眼泪哗哗流，这些都可能与感染新冠病毒后眼部的炎症反应有关，“阳康”后如何护眼？新春期间如何做好眼睛保护？

　　昨日下午，广州市新闻办、广州市卫健委召开新冠防治眼健康专家访谈会，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多个专科领域的专家回应了市民关注的系列问题，并为市民提供了相关健康指引。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梁超仪、王婧、伍仞

　　余敏斌：新冠病毒感染有可能加快或促发急性青光眼发作

　　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广东省医师协会副会长、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青光眼科学科带头人余敏斌教授介绍，这段时期，与新冠感染相关的眼科疾病的患者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具体数据仍在动态监测中。

　　新冠病毒攻击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比较常见。人们对于新冠病毒与眼部疾病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范围内眼科领域发表了4600多篇眼科和新冠病毒研究有关的文章。中山眼科中心也在进行新冠感染与眼疾的相关研究。

　　余敏斌介绍，根据中山眼科中心近期持续追踪的数据发现，在2022年12月中旬到2023年1月中旬这第一波新冠感染高峰时期，50-60岁以上中老年人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就诊比例比往年同期大幅度增加，且以女性患者居多，“往年同期，一个月接诊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不超过30个，过去一个月内则收治了160多个该病患者。这些患者在感染阳性阶段发现的比‘阳康’阶段的多。”

　　对此，余敏斌提醒，虽然相关研究机理仍在进行中，但新冠病毒感染有可能加快或者促发急性青光眼的发作，这方面应引起警惕。如果老年人，特别是女性，新冠感染后出现急性视力下降，单眼或双眼疼痛，尤其是夜晚出现症状，甚至有恶心呕吐等情况，应及时前往眼科就诊。

　　此外，春节期间也是眼科急诊接诊因烟花爆竹导致眼外伤的高峰时期。对此，余敏斌教授提醒，一旦发生爆竹炸伤，不要自行处理，稍有不慎会导致二次伤害，“有的家长对于进入眼内的烟花、爆竹碎屑尝试自己挑出来，或者用酒精面纸去擦拭消毒，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做法。”

　　专家提醒，应第一时间送往就近医院进行处理。如有干净的纱布或手帕，可以松松地覆盖眼睛，不要挤压，不要揉眼，对异物不要自行取出。

　　林浩添：“阳康”后眼睛痛？按症状分类处理

　　不少市民朋友阳了以后出现眼痛的现象，对此，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白内障科主任医师林浩添表示，感染过程中或者“阳康”后都有可能出现眼部症状，其中眼痛相对比较常见。

　　“总的来说，根据症状的持续性和严重程度分类处理。”林浩添介绍，引起眼痛的原因一般以结膜炎、眼表干燥居多，这些症状常常由新冠病毒感染引发的眼部炎症反应所致。大部分刺痛是一过性的，如果有持续刺痛、胀痛，一定要及时就诊、紧急处理，警惕青光眼、角膜严重感染等可能。

　　除了眼痛，部分人感染新冠病毒后还可能出现眼部红肿、流泪甚至视物模糊等症状。林浩添表示，相关研究显示，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结膜炎是比较常见的，眼睛可出现红肿、流泪等症状。上述症状大多在感染期间就可能发生，也有少部分患者是“阳康”后发现，存在个体和毒株的差异性。

　　林浩添指出，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较久、比较严重的，建议到院就诊或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咨询。对于眼睛干燥或眼表炎症等轻症，可以通过人工泪液或常用消炎药物进行缓解，但不建议自行购买，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

　　梁凌毅：视力出现明显下降 条件允许应尽快去眼科就诊

　　“确实在临床上观察到新冠病毒感染以后的病毒性角膜炎患者增加了，原因可能与病毒直接或间接相关。”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助理、角膜病科主任医师梁凌毅介绍。

　　患者往往在感染后出现眼睛红、异物感、视力下降，一般分泌物不太多。凡是出现视力下降明显，在其他身体症状允许的情况下，应去眼科就诊，医生会做视力、裂隙灯检查、角膜染色检查，进而做出是否有病毒性角膜炎的诊断。治疗方面，可以用抗病毒的滴眼液和凝胶，如果是继发疱疹病毒感染，还可以口服抗病毒药。如果是免疫性角膜炎，可以局部抗病毒治疗联合激素治疗。

　　还有一部分市民感染后出现流泪的现象。梁凌毅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新冠病毒相关的泪腺炎，泪腺是分泌泪液的组织，急性炎症的时候可以表现出流泪，同时往往伴有外上眼眶周围，也就是泪腺区的肿胀、疼痛；另一个可能是得了结膜炎、角膜炎，眼睛炎症不舒服导致的反射性泪液分泌增加，这种情况往往伴有明显的眼红、异物感、怕光、分泌物增加。

　　除了流泪，有一些市民表示感觉“阳康”以后眼睛出现了干涩的情况，“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得了干眼或者原来就有的干眼加重了。”梁凌毅解释，感染新冠病毒后有很多因素都会导致或者加重干眼，比如感染期间在家里频繁刷手机，看手机的时候聚精会神，眨眼减少，眼睛一直睁着，泪液蒸发过快；高热的时候泪液蒸发也会更快；身体不舒服等原因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泪液分泌；另外，口罩上方没有封好，呼气从口罩上方直接吹向眼睛表面，也会加快泪液蒸发。

　　对于治疗，一方面可以用人工泪液点眼，更重要的是减少过度用眼，不要整天玩手机，尽量有良好的睡眠，多喝水，还可以试试冷敷眼睛、有意识地多眨眨眼。

　　吴开力：春运期间没必要戴面屏“全副武装”

　　春节假期临近，不少人有出行的计划，有没有必要针对眼部进行特别防护？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临床检验科主任、主任医师吴开力表示，确实看到有部分市民朋友戴面屏、戴眼罩“全副武装”。实际上新冠病毒通过空气传播到眼部导致感染的可能性不大。综合来说，不建议旅行途中通过面屏、护目镜等专门进行眼部防护，外出时做好基本防护要求，保持一米距离、戴好口罩、勤洗手就可以了。

　　李涛：提高免疫力有助于降低眼部炎症反应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底外科主任医师李涛表示，新春期间应注意一些眼科急症的发生，如视网膜动脉阻塞(眼中风)、视网膜静脉阻塞、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视神经炎等眼疾，会引起严重视力障碍。此外，我国近视人数不断增加，高度近视是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高危因素，而视网膜脱落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致盲率很高。

　　过去一个月，门诊中发现急性黄斑区视神经视网膜病变(AMN)患者增多，与新冠感染后机体免疫状态异常有关。因此，如果市民发现近期有明显视力下降、视物模糊、遮挡感等情况，应及时就诊。

　　不过，李涛也指出，虽然视神经、视网膜炎症会导致视力不可逆损伤，但是它的发病率很低，“阳康”的市民不用过于担心。专家介绍，很多急性眼疾并非由病毒直接损害，而是与全身免疫力息息相关，提高个体免疫力是关键。春节期间要注意多增加营养，保证充足睡眠，个人抵抗力有保证，视网膜视神经炎症发生的概率也会下降。

　　需要提醒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位列成年工作人群中不可逆致盲眼病的首位。其发生、发展、恶化与血糖控制、病程长短有关。新春聚会多，容易大吃大喝导致血糖增高，长期宅家里泡剧运动量减少、习惯性熬夜，都容易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展加剧，因此要保证足够运动、充分休息。

　　杨晓：感染阶段不要戴美瞳和OK镜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屈光与青少年近视防控科主任医师杨晓介绍，年轻人爱戴的美瞳、青少年戴的近视防控用的OK镜，都属于接触镜。如果本身还在阳的时候，因为眼表会传播病毒，无论是美瞳还是OK镜，都不可以佩戴；如果家里还有人“阳着”、症状比较明显，也不太建议戴接触镜，因为接触镜也可能会接触到周围环境中的病原体。

　　而在“阳康”过程中，由于抵抗力还比较低，如果是美瞳等非必需的接触镜，不建议太着急，“阳康”后两周、眼睛没有其他问题的，可以戴。而如果是用于近视防控的OK镜，在转阴后一周后、眼部没有症状了，医生检查后可以考虑戴了。

　　要注意的是，佩戴接触镜要做好手部卫生，镜片、镜盒等护理用品、操作台面都需要进行消毒，但需要注意，镜片本身不能直接使用酒精消毒，需要使用镜片专用的护理液。恢复戴镜后，要密切观察有无眼红、刺痛、流泪等症状。

　　“阳康”以后，多久能用阿托品散瞳验光或者治疗近视？杨晓表示，对于阿托品和一些快速散瞳药物，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会导致新冠病毒感染风险或加重感染后的病症。因此在“阳康”后，可以进行散瞳验光；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治疗近视的，如果此前使用没有不良反应的，“阳康”后经过医生评估，也可以开始使用。

　　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专家提醒，多增加户外运动，“需要提醒的是，天黑后散步作用不大，因为户外光线没有达到保护视力的要求。所以最好是可以参加学校的‘430’项目，放学后先在学校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回家后趁没天黑和小伙伴结伴在户外玩耍，才有效果。”每天户外活动一小时，不一定需要连续一个小时，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时间。

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