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成被执行人后，法院可以采取哪些强制执行措施******
法治课｜刘鑫成被执行人后，法院可以采取哪些强制执行措施
1月12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获悉，刘鑫(现名刘暖曦)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719365元，由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执行，立案时间为2023年1月11日。
刘鑫被列为被执行人后，法院可以采取哪些执行措施？
根据民诉法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向澎湃新闻介绍，在青岛城阳区法院执行立案，公开执行案件信息后，法官可操作法院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对刘鑫名下财产进行全面查控，比如银行存款、证券、股权、不动产、机动车辆、保险理财等，然后根据查控结果分别处理。
邢鑫称，若刘鑫有银行存款，则可划拨到法院账户，以支付江秋莲，执行结案；若刘鑫没有足额银行存款，法官可根据网络查控查找到的其他财产情况及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制定执行方案。随后，制作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协助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不动产、机动车辆、证券、股权、公积金等其他财产，并启动财产处置措施。
若刘鑫成为被执行人后，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赔偿，还可能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受到更多限制。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规定，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
(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若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法院将向失信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出行不得乘坐飞机高铁，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场所高消费，不得购买不动产，不得旅游度假等。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2年12月30日，江歌母亲江秋莲诉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判决，刘鑫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精神抚慰金20万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江秋莲代理律师黄乐平曾表示，依据法律规定，刘鑫应当在2023年1月9日(含当日)之前完成赔偿，否则江秋莲可在1月10日起两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
2023年1月2日，刘鑫在微博上发布文章并开通打赏，对于法院的判罚，她称若有人愿意帮她，她会感谢并希望有机会报答。此事被认为是刘鑫在众筹赔偿款，引发巨大争议，刘鑫的微博账号随后被永久禁言，微博方面称，第一时间关闭了刘鑫微博账号的打赏功能并限制其提现。
2023年1月10日，最后期限内未收到刘鑫赔付金，江秋莲随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澎湃新闻记者 廖艳）
360联合天津智慧城市数字安全研究院发布《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报告******
2023年1月10日，360天枢智库、天津智慧城市数字安全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三方联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报告，报告站在全球视角的宏观高度纵览、分析和解读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问题，提出人工智能发展面临十大安全挑战，旨在探索既能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效益又能控制其安全风险和负面影响的治理之道，是中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对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的一次思想碰撞与深度探索，对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在人工智能加速智能化变革的同时，针对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风险框架、以及治理理念和模式的探索成为各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重点工作。360首席安全官、天津智慧城市数字安全研究院院长杜跃进称，人工智能作为中、美、欧等国家或地区都在积极发展的关键新兴技术，其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安全挑战也更为复杂多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已经将安全治理列为各自人工智能战略的优先事项。
目前，各国普遍关注的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共十类，包括网络安全问题、企业合规问题、可解释性问题、隐私安全问题、声誉和伦理问题、未来劳动力问题、公平性问题、人身安全问题、社会稳定问题、以及国家安全问题。而以上挑战映射到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过程，又可以划分为人工智能自身安全、衍生安全、以及人工智能赋能安全等核心安全挑战。
报告显示，作为一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双刃剑”特征明显，不仅自身存在数字安全威胁和隐患，随着人工智能工程化、场景化、平台化落地不断加快，人工智能安全需求已经超越单纯技术范畴。面对日趋复杂的安全挑战，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难以一蹴而就，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才能将人工智能安全风险遏制在可控范围。
报告对各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针对上述问题，报告主要发现：美国流派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上采取的手段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部署、使用与监测的全过程中都进行验证与监管，建立与之配套的规范体系；欧盟流派则更寄希望于运用监管框架与信任体系来对人工智能的安全进行规制，其规制更倾向于人权方向；相较美国与欧盟，中国流派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致力于形成内含研发、管理和应用的全流程安全保障体系，涵盖基础框架研制、基本安全原则、供应链管理实践指南、安全服务能力、应用领域的标准研制等各个方面。
为了避免人类社会发展被技术创新所“反噬”，也就是落入所谓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产学研各界以监管和设置可操作性原则为主导，通过治理实践凝聚共识，探索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思路与模式。报告详细介绍了业界通用的各类风险治理思路，首先是基于未来风险预防的影响评估模式，其次是基于自主性原则的元监管模式，然后是基于透明追踪的AI系统预警模式。并由此细分出以用户为考虑重点的参与性设计和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敏捷治理两条路径。
在中国，360等多家人工智能龙头企业以自身实践构建行业安全案例，走出了技术赋能、行业规制、平台监测的多种道路。其中，360承建了科技部牵头成立的“安全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集中解决各类人工智能发展问题，引领人工智能安全生态建设。
作为报告联合发起方，天津智慧城市数字安全研究院依托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核心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提供的丰富应用场景，紧紧把握新型城市发展规律和机遇，致力于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助力打造“智慧城市国家级标杆区”。
随着数字经济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人工智能产业将得到更大发展。同时，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也将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报告作为相关领域的权威论著，也将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贡献一份重要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