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访问｜全球都在通胀，明年中国能稳住物价吗？******
文/刘文文
今年以来，全球通胀高企，美欧等主要经济体CPI涨幅明显。在此形势下，中国物价水平备受关注。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当前中国稳物价的成绩如何？较其他经济体有何差别？目前影响中国物价波动的国内外因素有哪些？如何预防这些因素的潜在性冲击？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研究员郭丽岩，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稳物价成效显著
国是直通车：当前，全球性通胀越发严峻，尤其发达经济体通胀粘性特征愈发明显。在您看来，当前国内外物价运行水平有何不同？与国外相比，中国稳物价的成绩如何？
郭丽岩：在美欧等经济体通胀“高烧不退”的背景下，中国持续稳定物价运行的努力与成效令全球瞩目。1-11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2%，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一直在1%左右的相对低位。
中国能够维持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物价水平，在当前是十分难得的宏观经济治理绩效，这与美欧等经济体陷入高通胀甚至是恶性通胀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以来，美欧等经济体的CPI连创40年来的历史新高，虽然近期有所回落，但美国、英国、欧元区11月份CPI仍在7.1%、10.7%、10%的高位运行。此外，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更是出现了持续的恶性通胀。
国是直通车：今年以来，中国在保供稳价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成绩？
郭丽岩：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和经验，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粮食、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大保供稳价工作力度，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首先是重要民生商品的保供稳价，不断完善价格调控机制。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地方工作主动性。在提升本地自主保障能力的同时，促进产销衔接，强化主产区和主销区之跨区合作，共担保供稳价责任。产地采购、道路运输、终端配送各环节保通保畅。健全成品粮油、猪肉、北方城市冬春耐储蔬菜等储备并充实在库，增强储备调节能力。例如，9月份以来，连续多批次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并指导地方同步加大投放，促进价格向合理区间回归。
其次是基础能源的保供稳价，立足国情，以煤炭为“锚”，构建保供稳价体系，有序释放煤炭优质产能，健全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完善煤电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市场预期管理，压实各部门、地方和企业保供稳价责任，有力维护了能源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此外，今年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降低启动条件，扩大保障范围，1-11月份，各地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50亿元左右，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国是直通车：在您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物价波动的国内外因素有哪些？
郭丽岩：客观而言，中国在稳物价方面也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外部输入性压力。
尽管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但部分品种仍在高位波动。乌克兰危机仍在发酵，国际流动性环境发生变化，主要经济体利率、汇率变化快，国际市场部分区域能源、粮食等供应缺口仍然较大，各种扰动因素交叠，供求基本面偏紧甚至供求错配的个别品种仍有阶段性反弹空间。此外，受不利天气影响，蔬菜等食品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
中国稳物价底气能力增强
国是直通车：考虑到上述因素，您认为如何预防这些潜在冲击，防止未来物价发生大幅波动？今年中国物价整体水平将如何？能否有效控制通胀？
郭丽岩：针对上述挑战，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增强全链条全过程防范市场价格异常波动风险的能力。
就输入性因素而言，密切跟踪监测预警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动向与价格走势。尤其是强化对国际油气、粮食、黑色和有色金属等价格异常波动的预警，加强对国内外主要期货和现货市场供求关系的联动分析，从而为国内分类施策和精准调控夯实基础。
就不利天气等突发事件而言，提升预警灵敏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压实“产供储销”全链条联动责任，强化跨区调运和余缺互济，协同运用各级各类储备进行更加精准的市场化调节。
总体上看，当前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基础坚实，今年能够实现3%左右的年度CPI预期目标，展望明年，稳物价的底气和能力进一步增强。
首先，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产业体系韧性足，市场潜力空间大，能够对冲和化解不利冲击。
其次是中国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和更高质量的支持。
特别是粮油肉蛋奶蔬果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调控机制不断完善，调控能力不断提升，有底气、有能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盈彩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