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西部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马小洁（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号角，进一步激发了高校自觉肩负起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兰州大学将始终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学深悟透做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加解放思想、更加主动进取、更加团结奋斗，在西北办好一流大学，不断释放支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新活力。
增强历史主动，引领事业发展形成新格局。扎根西部、服务国家、引领发展，是兰州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重要组成部分所应承担的最朴实的社会责任和最主要的历史任务。百十年来，兰州大学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已成为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高层次决策咨询的重要基地，成为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深刻领悟党和国家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殷切期待，准确把握学校所处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清醒，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断强化“一流”意识，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和战斗力，充分激发蕴藏于师生之中的发展伟力。坚持在特色中兴文、在原创中厚理、在厚理上拓工、在创一流中精农、在抓基础上强医，进一步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优化专业结构布局，锻造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挖掘区域禀赋潜力，塑造学科特色发展新优势。促进西部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一直以来，兰州大学立足西部独特的资源禀赋，在青藏高原、冰川冻土、风沙治理、敦煌学、中亚问题、区域经济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原创性引领型的学术高点。新时代新征程，兰州大学将进一步把研究解决学术前沿问题与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理论问题相结合，凝练学科方向、塑造优势特色，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最大程度展现学科价值。强化问题牵引、团队传承和学科辐射，提升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等基础优势学科核心竞争力，增强优势特色学科对主流学科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构筑特色优势学科的高原高峰。面向西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谋划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域新兴学科。创新探索基于青藏科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具体案例的交叉学科，努力在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中形成立体化、特色化的学科发展新赛道新优势。
强化有组织科研，彰显战略科技力量新势能。近年来，兰州大学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释放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潜力，首次合成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大尺寸单晶，研制成功首颗极大规模全异步电路芯片，原创性地提出“黄河水系发育模式”，研发出风沙灾害治理新技术，着力解决在种质创新和生命健康等方面对基因功能和作用机理的重大需求，在西部树起了创新驱动、勇创一流的旗帜。未来，兰州大学将进一步增强党建引领和统筹科研高水平发展的能力，点燃各类科研组织和广大科研工作者科研报国的激情和动力，激励引领大家心怀“国之大者”、紧盯“四个面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续整合汇聚项目、人才、资源等科研要素，围绕“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等，超常规布局建设一批“打基础管长远”“有特色创一流”的重大项目，全力推进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打造西部安全重大科研平台、西部高发疾病转化医学与新药研发科教平台等，努力在应用技术研究、关键性技术突破上取得更多新进展。
坚持立德树人，展现人才自主培养新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教育是根本、科技是关键、人才是基础。兰州大学一直以人才培养见长，毕业生中当选两院院士、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人数稳居全国高校前列，创造了化学“一门八院士”、地学“师生三代勇闯地球三极”等享誉国内外的“兰大现象”。今后，兰州大学将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这个时代课题，坚持人才强校战略，站在后继有人的高度，加强战略科学家和青年优秀人才培养力度。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完善一流育人体系，发挥一流学科优势，推进学科优势向专业优势转化、人才优势向育人优势转化、科研优势向教学优势转化。深化“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强基计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内涵创新与示范引领，完善导师制，建立优秀本科生提前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培养模式，实施本研贯通一体化培养。深化专业升级改造，促进“四新”交叉融合，加快培育微专业、交叉学科专业。开展课程存量改革，加强跨学科贯通课程、在地国际化课程建设，推进实验实践课程与社会发展、科技进展的有效衔接。坚持以一流科研成果反哺一线教学，注重用科技前沿问题、重大原始创新问题开阔学生战略眼光、厚植科学素养，培养学生跨学科能力和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坚持“五育并举”，深化“三全育人”，努力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0日 05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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