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春节年货怎么备？物流复工保障年货“春运“******
2023年的春节相较往年更早一些，春节渐近，年味甚浓。回家团圆、过年送新礼依然是中国消费者春节不变的主题。
2023年新春临近，年货消费将在近期同步释放，电商平台纷纷开启年货节，并总结一年的消费趋势。
农历兔年即将来临，兔耳朵帽子、兔型黄金等带兔元素的商品异常火爆。同时，新年礼总会比人先一步到家，电商平台“礼盒”的搜索量同比大增。
物流行业也迎来又一次的年货寄递高峰。随着复工复产进程提速，物流业正在释放实力，做好春节物流保障。企业加紧提前进行人员招聘，并充分结合弹性资源调配补充，保障快递员在岗全力保通保畅，同时也为假期工作员工提供现金补贴。
兔年春节异地备货忙，兔耳朵帽子、兔型黄金大卖
近年来，线上购买年货逐渐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和人的春运一样，在农历新年之前，年货也开始呈现出大迁徙现象，“人未到家，年货已在路上”的新趋势越发火热。
多个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年货、兔年拜年服饰一下成为热门搜索词。兔耳朵帽子、兔型黄金等带兔元素的商品异常火爆。
过新年买新衣，淘宝、天猫上对过年喜庆衣服的搜索量年同比增长33倍。其中，拜年汉服供不应求，而可爱的兔子毛衣搜索增长28倍。属兔的用户们，开始物色起红色内衣来迎接自己的本命年。淘宝、天猫数据显示，1月，用户对于本命年红内衣的搜索量相比上月几乎翻倍。
“毛孩子(指宠物)”们也有了自己的过年新衣。简单又大方的宠物发饰成为销售爆款，宠物鞋、袜也颇具热度。同时，淘宝上兔粮、兔用厕所的销量明显增长。
淘宝、天猫搜索数据显示，年货节期间吃货们对“礼盒”的搜索量相比上月增长了5倍。新年积木也成为搜索爆款，00后最爱的棉花娃娃，在淘宝的搜索量同比增长近3倍，娃衣、配饰都成为热门商品。
淘宝相关负责人表示，淘宝、天猫后台数据显示，对于上述年货，大部分消费者选择了淘宝上的多地址下单，提前送到老家或作为新年货礼直接送给亲朋好友。
京东小时购数据显示，年货节期间，肉干礼盒、饼干礼盒、白酒礼盒、低温熟食礼盒环比上月销售增长均超10倍，腌腊制品礼盒、南北干货礼盒、水果礼盒环比增长8倍。
京东小时购数据显示，年货节以来，全国范围内异地订单同比增长了170%，异地订单下单最多的城市为深圳、北京、广州、成都和上海。购买最多的商品是手机、车厘子、白酒、粮油、牛奶、各式礼盒。
数据还显示，近几年，85后、90后乃至95后逐渐接过家庭采购“大权”，成为年货采买主力军。随着“年货少当家”登场，他们更注重服务体验、喜欢尝鲜、希望省时省心的观念，在传承年俗年味的同时，也带动父母长辈更新置办方式，扩容年货清单。今年春节，以智能家居、时尚潮玩、个护美妆为代表的年货“新三样”，呈现出多元化、智能化、时尚化的消费趋势。
预制菜、半成品依旧全面热销，京东小时购平台中式熟食环比增4.5倍，西式熟食礼盒环比增长4倍，冷冻半成品环比增长2倍，半成品净菜环比增长50%。腊肉腊肠等销量增长180%。零食销量环比增长170%，水果销量环比增长390%，车厘子环比增长超10倍。
此外，健康防护用品也是消费者过年期间的刚需。日常防护用品、感冒用药、肠胃用药、抗原检测试剂等物资，以及过年期间适合送亲朋的健康礼品，如阿胶浆礼盒、补益类礼盒等都成为热销商品。
顺丰通过同城急送、优先派送等方式优先保障药品和生活必需品等紧急需求，并联合多地政府开通互联网医药平台，配送到家服务。通过一站式接入多平台发单及统一规划，实现资源集中和成本节约，顺丰同城12月份医药类订单环比涨幅超六成。
京东方面称，目前北京市内有超1400药急送合作门店，满足用户春节期间的购买需求。
京东也首次打造“超级京城”同城年货节，联合物美、京客隆、超市发、便利蜂、屈臣氏、京八珍等数万家本地全品类门店打造同城服务圈。
物美三方平台运营部负责人尹伊表示：“北京近180家门店都参与进来，从数据来看，元旦假期3天我们北京门店的销售额环比12月增长了190%，预计整个年货节期间还将获得更高的增长。”
市场回暖迹象明显，年货礼盒、进口生鲜等销售增长较快
1月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目前正值元旦、春节“两节”消费旺季，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线下消费场景加快恢复，居民消费热情正在回归。
束珏婷称，热点商品销售稳步增长。在节日氛围和各类促销活动带动下，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平稳增长，年货、日用品等商品需求升温。元旦假期，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的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3%、10.2%和2.6%。
“平台数据显示，与往年相比，95后年轻人不仅继续青睐彰显个性的潮鞋、护肤美妆等商品，还开始体验中年人的年味，53度飞天茅台成交额增长明显。”乐信副总裁、科技零售事业部负责人阎姝表示，随着一系列优化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接续落地，各类经济活动逐渐回归正轨，市场回暖迹象明显。分期乐将发挥消费场景优势，满足年轻人需求，扩充更多新潮好玩的商品品类，开拓更多创新玩法，助力实体经济回稳向上。
微拍堂酒之家店铺负责人李玉刚也表示，每逢佳节，故人重逢，亲友相聚，把酒言欢，酒水作为节假日消费的晴雨表，已在向人们传递着春天的讯息。他预计这个春节，酒水生意将会是近两年最好的。
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年货节”前5天全国网络零售额达2080亿元，比上届同期增长4.7%。其中，年货礼盒、健康滋补用品、进口生鲜食品等销售增长较快，直播带货、即时配送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动能不断释放。
京东“同城年货节”项目负责人表示，今年京东推出了同城年货节，京东到家、京东小时购联合入驻平台的超20万家全品类线下门店，为全国超过1800个县区市的消费者提供“线上下单、门店发货、年货小时达最快分钟达”的采买体验。
线上年货消费火热，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于线上下单、送货上门的便捷购物体验；另一方面，尤其对于返乡游子来说，满足了他们“轻装返乡”的需求。
年货寄递高峰来临，部分快递企业加紧招聘、投入约4亿元补贴奖励
和人的春运一样，物流行业也迎来又一次的年货寄递高峰。随着复工复产进程提速，物流业正在释放实力，做好春节物流保障。
京东物流将在今年首次携手德邦进行春节物流保障，全国366个城市、约1700个区县的消费者，即使是在除夕、大年初一，也可以正常下单收货。
针对今年人力、运力等资源紧张情况，京东物流提前储备了航空、铁路与公路等运力资源，通过软硬件技术加持、延长核心场地运营时间等方式，保障商家与消费者在春节期间的物流寄递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30座城市的700余台无人车春节也送货，600台智能快递车、超100台室内配送机器人将和京东快递小哥合作，为消费者提供“最后一公里”和“最后100米”末端配送服务。
顺丰也表示，将充分利用全货机资源，并弹性调配补充运力，持续维护民生寄递需求，保障春节期间寄递服务不间断。
顺丰北京地区负责人表示，快递一线从业人员已经正常上岗，配送运力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全国多地运力紧张的情况也正逐渐缓解，上岗率和派件时效不断提升。
运力方面，春节前顺丰将储备日均陆运干支线约14万车次，并增加外部运力获取渠道补充；除自有的70余架自有全货机，顺丰还将充分沟通三四线机场，投入散航包舱资源。春节期间，顺丰航空也将继续扩充机队规模、拓展航线网络，全力保通保畅。
为了让春节留岗的一线员工踏实过年，京东物流今年还将继续推行“我在京东过大年”，为坚守一线、原地过年的员工提供高于国家法定标准的福利补贴。其中，通过子女团聚补贴的发放，鼓励一线员工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将子女接到工作地共度春节，在坚守岗位的同时实现节日团聚。
顺丰也正在加紧提前进行人员招聘，并充分结合弹性资源调配补充，春节前保障一线快递员日均35万人在岗。节假日期间，顺丰通过减少商业区、学校等区域人员整合网点，在快递员安心回乡的同时，保障正常寄递需求，设置超2亿元春节专项激励包，并额外投入近2亿元开展一系列员工关怀活动。
中通方面表示，临近春节，快递一线从业人员尤其末端配送环节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用工缺口。对此，中通及时合理调整运能运力，最大限度调配人力物力资源，通过成立专项小组、设立在岗补贴、加强人员招聘、调配各方运力等方式，尽力保障平稳度过疫情考验，保障“春节不打烊”期间的寄递渠道畅通。
同时，网点通过第三方招聘兼职、临时人员补充弹性运力，并通过第三方共配、加强临时工招聘等方式，对配送力量进行补充，通过发放春节在岗补贴、鼓励节后错峰回家、补休等方式，保障一定比例的在岗率。
菜鸟方面也已经启动临时运力补充计划，要求站点增加灵活装卸运力、配送运力，减少配送员和站长因装卸货速度影响的配送产能，同时加快终端的快速流转，保障配送员能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配送。相比平时，临时运力日工资提升20%左右。同时，春节期间，菜鸟为值守的快递员准备了“温暖礼包”，包含春节留守补贴，分为年前坚守红包、年中留守补贴，年后返岗补贴、年夜饭等等，预估留守员工在春节期间单人额外获得补贴约2000元。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